文/秦庆武
前几天早晨，我到家附近的小龟山公园。这个路边的公园虽然不大，但是环境不错。作为一个市民的公园，里面有很多的宣传标语，重点在于宣传国家安全。后来发现里面这是一个市中区的国家安全宣传基地。
我有点弄不明白，这么多标语都是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而并没有站在市民所关心的角度上。国家安全当然首先是政权安全。凭借现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政权安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总觉得，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是食品安全问题。而这方面，恰恰是标语中找不到的。
民以食为天。近20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10多年前奶粉中检出的三聚氰胺，到最近几年频频爆出的毒油车、毒杨梅、毒火腿等等，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盼望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像食品安全这种关系人生的方面。要像重视国家安全那样重视食品安全。
最近我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食品生产中的\"互害现象\"。正如有人形象描述的那样：卖\"化学牛肉\"的可能吃的是毒大米，毒大米的生产者喝的是假酒，假酒公司的员工买到的是三聚氰胺奶粉……最终无人能独善其身。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性问题，涉及经济、制度、道德、文化等多个层面。以下从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经济利益驱动与违法成本失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量小农场、小作坊进行着\"逐底竞争\"。当利润空间被压缩到极限时，使用廉价甚至危险的添加剂就成了\"理性选择\"。
更关键的是，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有企业在国内违规生产仅被罚款千元，而出口产品出现同类问题则面临十万元级别的重罚，这种天差地别的处罚力度形成了\"违法有利可图\"的畸形激励机制。
从国外的一些报道，特别是欧洲的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食品生产企业一旦被举报，被查实生产不合格食品，那么将会被监管部门处以极高的罚款。不仅将这些企业罚得倾家荡产，而且企业生产者永远不准进入食品食品行业。这样才能使这些企业不敢再弄虚作假。因为违法成本太高了。
二，监管体系的碎片化与滞后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多个部门，\"九龙治水\"的格局在实际操作中常演变为职责不清、推诿扯皮。
同时，监管手段与食品行业的创新速度存在明显代差——新型添加剂、网络直播带货等新形态不断涌现，而检测标准与监管技术更新缓慢，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三，供应链碎片化与信息不对称
与西方国家由少数大型企业主导不同，中国的食品供应链极其碎片化——食品可能从小农场经过当地收集者、区域分销商、加工者、批发商再到零售商，每个环节都是污染或欺诈的潜在点。追溯受污染产品的来源极为困难，问责难以执行，这为不法行为提供了温床。
四，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转型滞后
这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传统社会中，人们受乡规民约和熟人关系的约束，道德具有\"差序格局\"——对亲人朋友讲道德，对陌生人则不然。
进入市场经济后，交易对象扩展到大量陌生人，调节公共关系的\"公民道德\"却没有发育成熟。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圣人道德崩溃了，而公民道德却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自己养的鱼自己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不吃\"成为行业潜规则——对家人讲道德，对市场上的\"生人\"则没有约束。
五，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
在许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往往是当地最大的雇主和纳税人。地方官员的政绩与经济增长挂钩，即使知道规则被扭曲，也不太可能严格打击这些企业。这种保护主义让小问题滋长，最终演变成重大丑闻。
六，\"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生态
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而终端食品价格受市场竞争限制难以同步提升，挤压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坚守品质的中小企业因成本过高被市场淘汰，而敢于偷工减料的企业反而因低价优势抢占市场。合规者出局、违规者获利，形成恶性循环。
七，消费者维权困难
维权成本过高也让问题雪上加霜。有消费者为索赔500元需花费3天时间收集证据、往返监管部门，最终还可能因证据不足败诉。
据统计，食品安全相关投诉的解决率不足60%，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案例不足5%。消费者的集体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违法企业的\"保护伞\"。
总的来说，食品生产中的互害现象并非简单的\"道德沦丧\"，而是制度缺陷、经济激励扭曲、社会转型阵痛和文化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破解这一困局，首先需要国家像注重国家安全一样，注重人们的食品安全。需要法治利剑的坚决打击、监管体系的系统重构、公民道德培育以及消费者维权意识觉醒等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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